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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 岸:一个民族没有诗歌会很可悲
 发布时间:2016/6/4 浏览次数:802

屠岸:一个民族没有诗歌会很可悲

采访者:黄玮

受访者:屠岸

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笔名叔牟,本名蒋壁厚。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总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2011年11月12日,获得“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著作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诗选》、《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诗论·文论·剧论――屠岸文艺评论集》、《夜灯红处课儿诗》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莎士比亚长篇叙事诗《鲁克丽斯失贞记》(与屠笛合译)、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国》(与妻子方谷绣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英美儿童诗精品选》三种、《英语诗歌精选读本》(英汉双语)、《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与杨德豫等合译)、《济慈诗选》、《英国诗选》。编辑《田汉全集》(任副主编),选编有《外国诗歌经典100篇》(与章燕合编)。《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近日,当93岁高龄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现身上海思南读书会,用英文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读者仿佛同时看到了诗和远方。

对这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而言,写诗和译诗,是毕生的事业,也是心灵栖息的方式。在接受记者专访中,屠岸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的文化。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

爱上了莎士比亚

上海豫园,九曲桥弯弯,在微风里。

93岁的屠岸故地重游。步移景换间,收藏在他生命中的上海往事,随风而至。最先脱口而出的是,“1949年9月25日,我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光辉的一页》,歌颂新中国即将成立。”直指他心灵的栖息之地——诗与诗意。

而他栖身上海,始于1936年。作别故乡常州,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3岁的屠岸在这里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黄浦江畔的岁月,就像命运在他身体里埋下了两颗事业的种子,在日后长成茂盛的丛林。

初到上海的一个冬夜,冷极。少年屠岸辗转难眠,索性起身,直抒诗怀:“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这首《北风》,成为诗人屠岸的起点。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读光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的书籍,让屠岸的目光越过重洋,顿时开阔。“我经常看表兄的《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选》,最后反而是我爱上了莎士比亚。”

不过,遇见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要到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在一家旧书店,他发现了一册英文原版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看了注释,我更能理解莎士比亚诗的内容了,就产生了翻译的想法。”这个想法,正是翻译家屠岸的出发。

记者:莎士比亚的诗句最初划过您的生命时,带给您怎样的心灵触动?

屠岸:读到那些诗句时,我被莎士比亚的艺术和思想征服了。他的十四行诗音韵优美,形式整齐,内容精粹,思想深刻,我太喜欢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开始翻译莎翁十四行诗。

记者:翻译西方诗歌,使您的诗歌生涯有了两个传统:一个是纵向的东方继承,一个是横向的西方移植。

屠岸:我的诗歌启蒙,来自我的母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教我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等等,从那时起我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

当时,母亲总是先解释诗文的内容,再自己朗诵几遍,然后叫我跟着她吟诵。我像唱山歌一样跟着吟诵,对内容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从吟诵中得到乐趣。母亲教我的是“常州吟诵”,2008年这种吟诵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这个“非遗”的三位代表性传人之一。

记者:这些抑扬顿挫的吟诵,在不知不觉间铺陈出您生命的诗歌底色。

屠岸:直到今天,我仍喜欢吟诵着诗歌入睡,无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生命的慰藉与激励,让我倍感美好。就像我的友人打趣说的那样,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药,我服的是“诗药”。

“盗取”文化的火

这个世界读书日,恰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

屠岸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者的身份受邀来到上海,为读者讲述自己与莎翁跨越时空的“交往”。

莎翁十四行诗共154首,1609年在伦敦出版。上世纪30年代起,其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译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问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在翻译之余,屠岸还以自己诗人的感悟,为每首诗撰写了言简意赅的“译解”,进行解读。

66年来,屠岸译本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被打磨,历经他500余次的修改,积淀成为一部经典。他“执迷不悟”地说:“对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66年来,这个由打磨和诗意合力完成的漫长陪伴,也成为出版界一桩文化事件。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不断再版,迄今为止累计印数达60多万册。今年,该译本又以“最中国”的样貌面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线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这里,宣纸、繁体字、竖排,线装书所散发的中国文化韵味,和莎翁十四行诗所绽放的西方文化光芒,跨过时空的千山万水,高处相逢。

或许,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屠岸深情而执著地在中西文化之间跋涉、游弋的一个写照。

记者:听说了您与莎翁的“交往史”后,有读者这样感叹道:一个人一生中的近70年都在翻译莎翁十四行诗,这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屠岸:上世纪40年代的那个版本,有的语言比较陈旧,有的比较单薄,所以我要不断进行修订,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为什么如此之难?

屠岸:诗歌的翻译,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节奏之美,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难就难在这里。比如,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接就指出,诗歌不能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认为,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说法,未免绝对化,但说明了译诗之难。

记者:但翻译又是必须的。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的,“诗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表达方式。它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信仰着他们共同坚守的人类命运。”只有通过翻译,这种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实现。

屠岸:中国古语说“诗言志”、“诗缘情”,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人们的情和志都是相通的。因此,诗歌的翻译有它的可行性。当然,在翻译中它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优秀的翻译家则能把原本的东西尽可能地多保留一点。

如果诗歌不能翻译,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李白、杜甫,对吧?鲁迅称翻译家就是普罗米修斯,“盗取”文化的火给不同语言的人们,以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

在我看来,真正要译好一首诗,需要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合一。拥抱原诗是一种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译者要把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体会对方的创作情绪。有时翻译得不成功,就千方百计去找那个表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适用于押韵的字词,就像追求爱人一样,最后终于追到了,是一种精神狂欢。

记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本修订过程中,您也是千方百计,比如,向卞之琳先生请教。

屠岸:我第一次登门讨教卞之琳先生是在1962年。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当时他亲自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给我做示范。卞先生主张诗歌翻译要在“形”上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并形成了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以顿代步,韵依原诗,亦步亦趋。他的翻译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一次,我还借用卞先生的借书卡,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阅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我根据书中的各家注释和卞先生的翻译主张,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修订后的版本,卞先生认为更加谨严、光润。

记者:这样的与诗坛大家的交往,本身就像一首诗。类似的交往多吗?

屠岸:我与一些大诗人都有过交往。比如,艾青先生,还有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晚年时,我去拜访他,他送给我一首小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那时,他已经九十好几了,但是又发出了诗的亮光。

一株饱经沧桑的大树

友人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屠岸时,屠岸递过来的名片上,头衔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不由肃然起敬。

屠岸写过,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那么情真意切。

而更多的是屠岸独自一人为了诗歌而苦苦吟咏、彻夜推敲的情节,由漫长的时光一一记录与见证。

1943年夏,屠岸到江苏吕城农村过暑假。流连乡野的一个多月里,50多首诗“喷薄而出”,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白天我在田间、河边观察,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我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个深夜,屠岸边写边情不自禁高声朗诵起来,念至“天地坛起火了”这句诗时,他激情饱满的声音,惊醒了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恍惚中,沈大哥真的以为哪里着火了,急忙从房间里奔出来。待弄清事情原委后,沈大哥直呼他“诗呆子”。

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之后,“诗呆子”开始尝试着写十四行诗。1986年,《屠岸十四行诗》出版。卞之琳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诗人郑敏认为他的诗“让哲理穿上布衣裳”。

诗歌,不仅让屠岸赢得了绰号与赞誉,获得了沉醉与狂喜,更让他人生的磨难得到了悲怆的诗意支撑。“文革”时期,在干校劳动,他双手割着高粱,心中默诵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起来,一步步地往前。身体困顿于田地间,惟有心随着诗远行。

现在看来,13岁那年的《北风》,吹啊吹,直到如今93岁的高龄,诗歌宛如屠岸命运的风标,艰难但优雅,始终充满向往。80年来,诗人的创作环境一再变化,而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却像一株饱经沧桑的大树,日复一日地挺拔、坚韧、苍翠。

记者:同样是面对诗歌,创作和翻译有何不同?

屠岸:翻译要凭悟性,写诗要凭灵感。没有灵感,硬写出来的诗,是没有感情、干巴巴的,是伪诗。

记者:真正的诗歌是要表达情感的。

屠岸:对。我有一个原则,写不出来时,就不硬写。

记者:在您心目中,诗歌意味着什么?

屠岸:就像我在诗集《晚歌如水》的序言里所写的,我未曾受过牧师的洗礼,但诗歌就是我的宗教,缪斯就是我的上帝。也就是说,诗歌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记者:您以怎样的虔诚面对自己的宗教?

屠岸:本着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内宇宙与外宇宙是相通的,血肉相连的。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记者:诗歌的生命,可以向大众传递出什么?

屠岸:写诗除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还要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给读者带来好的影响,要写真善美,不要把坏的东西给读者。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您用3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济慈和济慈的诗歌与您精神的契合,是否比奖项更具功能性和意义?

屠岸:是的。在英国诗人中我最喜欢两位,一位是莎士比亚,一位就是济慈。而在这两者中,我又更亲近济慈。

济慈只活了25岁,他22岁得了肺结核,我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对我来说,济慈就像是一个异国异代的知己,我们好像穿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

济慈提倡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我深受其影响。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他的诗歌。2001年,我去伦敦,拜访了济慈故居,并把我翻译的《济慈诗选》送给了济慈故居。我又去了罗马,拜访了济慈临终故居和济慈墓。

记者:这是对诗人的致意,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屠岸:是的。诗歌之美,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

从生活的真实当中长出来

年过九旬的屠岸,精神矍铄,神态儒雅,笔耕不辍。

他的平和与儒雅,让他看似一座宁静的山。但实际上,有岩浆在其中奔涌。

不知道他经历的人,难以想象他命运的波澜起伏: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共产党、投身秘密地下活动,“大饥荒”中肺病复发不得已切除一侧肺叶,“文革”时被抄家、蹲牛棚、下干校,改革开放后受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之职……

不喜欢诗歌的人,看不到他性格中激情的一面:一种由持久的诗意酿就的激情,一种不妥协地追求美和生命力的韧劲。“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作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

因此,至今这位老者身上依然有着新鲜的激情与生命力,依然具有一种由内而外投射周遭与社会的能量。

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曾有几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举行一次诗会,并以小外孙的名字命名为“晨笛家庭诗会”。全家聚集一堂,诗意勃发,屠岸的“常州吟诵”古诗词必是最受欢迎的节目。

2011年,北京推出公益项目“四号诗歌坊”,让经典好诗亮相北京地铁四号线。屠岸的作品《纸船》搭上了地铁四号线,使得诗意的传播具有了崭新的速度。

对于诗意在中国大地上的栖居,屠岸始终关注。有时批评,有时鼓励,都是因为对诗的热爱。看到有人以创新之名,颠覆诗的形与神,他坚决反对:诗是要变的,但万变不能离其宗。诗的创新不能背离真善美这个根本,不能超越应有的底线。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谈及女诗人余秀华的“横空出世”,他不吝赞美:一个脑瘫病人能坚持写诗,很不容易。她有诗智,很不简单。

记者:今天,信息爆炸、科技突飞猛进、全球一体化这样的时代潮流滚滚而来,诗与诗意何以安身?

屠岸:这些时代新特征,确实给诗歌提出了新的课题。当下的诗坛,确实也不那么繁荣。但是,诗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只要人类不灭,诗歌就不亡。我相信,诗歌的精神会有更发扬光大的一天。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

记者: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世事变迁,但唐时的风,宋时的雨,总会以今天的方式继续着。比如,近些年来“工人诗人”频频成为诗坛的新闻性话题,那些浸润着汗水的诗句直指人心。

屠岸:是的,现在出现了一批草根诗人,他们在工厂里、工地上劳动,也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感情。诗歌在民间,这是传统。不少大诗人,都是从民间来的。比如,济慈就出生于底层家庭,家境非常贫困,但他的诗非常卓越。

记者:诗歌在民间。

屠岸:诗歌要反映生活,是从生活的真实当中长出来的。诗人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他的诗就空了。今天的这些民间诗人,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很优秀,但是有很多是比较优秀的。我想,他们的这些诗歌会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痕迹。

记者:您如何看待诗歌对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影响?

屠岸: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的精神,是很可悲的。

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会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这个民族的灵魂将是喑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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