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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农:关于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发布时间:2015/8/5 浏览次数:822

关于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郑伯农

近二十多年来,格律诗发展的速度很快。目前,中华诗词学会拥有一万多名会员,加上各省市自治区、各县诗词学会和诗社的会员,全国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据粗略统计,全国约有五百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诗词报刊,不算诗词集,光是这些报刊发表的诗词新作,每年就在十万首以上。《中华诗词》杂志创刊的时候,只有几千份。现在,它发行世界五大洲,每期印数 25000 份左右,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 1957 年初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诗歌应以新诗为主体。现在,从理论上说,新诗仍然居于最显要的地位。拿实际状况来说,格律诗的作者和读者量都不在新诗之下,甚至大大超过了后者,它的社会影响也不会比新诗弱。怎么看待格律诗的勃兴?怎么看待格律诗和新诗的关系?我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新诗的诞生是天经地义的,但没有必要把新诗和旧体诗对立起来

1919 年 3 月,胡适编辑完成了他的诗歌作品集——《尝试集》,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新诗集。“五四”前后,为自由体诗歌进行开拓耕耘的还有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等一批人。胡适名声很大,但他的诗歌代表不了新诗的高水平。胡适自己说过,在新诗领域中,他“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作为“五四”时期新诗成熟的标志,是郭沫若的《女神》。这大约已经是不争的历史定论。

自由体诗歌是适应历史的需要破土而出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诗歌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许多诗作内容陈旧,形式呆板。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这话带艺术夸张的色彩,但确实反映了当时诗界的沉沉暮气。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正是为了克服诗歌危机,给诗歌打开一条生路。新诗横空出世,的确是诗界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延续一千多年的诗词格律被打破了,诞生了一种不讲韵律不拘长短的自由体诗歌。更重要的是,科学和民主的内容,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内容,大踏步进入诗歌园地,使诗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毫无疑问,新诗的创造与普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白话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新诗的出世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伴随着新诗的诞生,却出现了对格律诗的简单否定,这个事实也是必须正视的。这不是新诗本身的过错,而是诗论者的过错。 1919 年 10 月,在编好《尝试集》之后,胡适写就一篇大文章:《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前者是他创作成果的集中体现,后者是他理论主张的集中体现。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古典诗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传统格律已经成为绞杀诗情的绳索。因此,新诗应当打破一切文体上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特别批评了唐以来的近体诗。他说: “ 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他用”决不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词汇,认定绝句和律诗在今天已无用武之地,彻底宣判了它们的过时。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还拿诗词格律和女人的裹脚布相提并论,断言它们都是应该被抛弃的秽物。胡适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人的观点。朱自清称这篇文章是诗歌革命的“金科玉律”。可以说,它是诗歌革命的一篇带有纲领意义的文章。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上是有功劳的,在呼唤与创造新诗上也是有功劳的,但他对格律诗的粗暴否定,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影响所及,以致往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人对格律诗怀有成见,把它当作诗歌的另类,不相信它能表现当代人的复杂感情,不承认表现新时代的格律诗也是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在讲到诗歌时,一般都只讲新诗,不讲格律诗,仿佛后者不能算作新文学。鲁迅的格律诗成就很高,社会影响绝不低于他的散文。但文学史著作在讲到鲁迅的创作成果时,一般只讲他的杂文、小说、散文,不讲他的格律诗。六十多年前,柳亚子先生曾经这样谈到格律诗:“……旧诗,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是无法延长它底生命的。”,“我是喜欢旧诗的人,不过我敢大胆地肯定说道: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诗的了。”柳先生是南社的发起人,著名的旧体诗家,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诗词歌赋。连他谈起格律诗来,都觉得前途暗淡甚至颇有自惭形秽之感。可见当年那种否定格律诗的舆论,流毒有多么广,影响有多么深。

在我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有过多次重大的诗体嬗变,每一次都不是以新诗体排斥旧诗体。近体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古风被废止;长短句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律绝被废止。各种诗体争奇斗艳,这大概是我国古代诗歌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新诗出现之后,形成了冷落、贬低格律诗的不正常局面?形式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旧形式经过革新,是能够表现新内容的。为什么我们长期未能对诗歌领域的旧形式采取公正的态度,以积极的姿态利用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它的缺陷。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批判孔孟之道,这是对头的。但是批过了头,就把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也否定掉了。形式主义的影响,是排斥格律诗的一个重要原因。把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等同起来,把诗歌革命和用白话写诗等同起来,这是导致否定格律诗的又一重要原因。胡适是“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鼓吹者,但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的关键在于形式,它的目标就是创造新的文体,即“国语文学——活的文学”。他认为诗歌革命要从“语言文字文体方面的大解放”着手。“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一句话,凡是白话文、白由体,就是新的;凡是文言文格律体,就是旧的。和胡适相呼应,康白情甚至说“新诗和旧诗,是从形式上区分的……把东洋旧时讴歌君主、夸耀武士的篇章,用新诗的译出来,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是新诗。按照这样的标准,格律诗当然进入不了新文学的殿堂,只能被视为陈年老古董。

“五四”前后,受到否定的不仅是格律诗,其他各种民族传统文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抨击。譬如戏曲,受抨击之猛烈决不下于诗词。 1917 年 3 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提出,“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恶劣不通……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他甚至气愤地称戏曲脸谱为“粪谱”。周作人认为“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傅斯年则断言“西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表现,中国戏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胡适的语气比钱玄同等人和缓一些,但观点是相近的。他说,“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当时,起来批评戏剧领域“民族虚无主义”观点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他不同意“废唱而归于说白”。争论的结果之一是张厚载被北大“令其退学”。虽然戏曲和诗词一样受到贬斥,但它毕竟在底层老百姓中有深厚的根基,不可能因为某些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就使其社会地位受到根本动摇。诗词则不一样。人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民族传统文艺形式普遍受到重视,戏剧领域是戏曲与话剧并存,绘画领域是国画与油画并重,音乐领域是交响乐队与民族乐队、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都得到发展。唯独诗歌领域,格律诗并没有取得与新诗平等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之,格律诗的社会地位问题,现在是到了应予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二)格律诗复苏的三个阶段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

诗歌革命之后,新诗取代了格律诗,成为中国诗坛的领衔主演者。但格律诗并没有停止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三条线:新诗、格律诗、民歌都在发展。就格律诗来说,不但文化界有许多人继续以它为表达心声的载体,政界、军界、社会各界都有许多人爱好旧体诗。新文学界人士努力从事新文体的创作,但其中也不乏格律诗的著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田汉、老舍等都是格律诗的高手,创作出许多精妙的诗章。近半个世纪以来,格律诗在逐步复苏,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 从《诗刊》创刊,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到“文革”前夕;

二 . 从天安门诗歌运动到 1987 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

三 . 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到如今。

虽然“五四”之后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一直没有停止,它却长期受歧视、受误解,人们不敢把它视为新文学的载体之一。这种局面一直到毛泽东诗词发表之后才开始有所动摇。 1957 年,《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此举,作者本人并不热心。他在致减克家的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还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新见解,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看法。毛泽东非常热爱诗词。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严格地把个人爱好同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区分开来,生怕因为自己的爱好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影响到文艺的格局。“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这是“五四”以后已经形成的诗歌格局。后来毛泽东又提出这样的意见:“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这体现了毛泽东诗词观的新发展。

 

《诗刊》推出毛泽东诗词,影响之大、之深远,是作者本人远远没有料到的,也是《诗刊》编辑们远远没有料到的。此后,迅速兴起一股毛泽东诗词热。它传遍世界五大洲,近半个世纪以来盛传不衰。前不久,我见到来访的美国旧金山华侨诗友。他对我说,过去是有水井处,必有柳(永)词;现在是有华人处,必有中华诗词,必有毛泽东诗词。继《诗刊》发表毛泽东诗词,《诗刊》、《人民日报》又陆续刊登了陈毅、赵朴初等人的诗词,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在这一阶段,新诗一花独秀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五四”以来笼罩在格律诗周围的迷雾并没有被廓清,但从毛泽东诗词的巨大魅力中,人们不能不思考旧体诗词真正已经失去表现力了吗?它能不能表现当前的新时代?毛泽东诗词不但生动地表现了当代革命者的思想感情,而且表现得如此之感人,如此之深刻,这实际上是用创作实践对格律诗过时论的最有力的反驳。

 

1976 年春天,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思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武器是鲜花和诗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花的海洋、诗的海洋。天安门诗歌中有新诗,绝大多数是旧体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选择了旧体诗,历史选择了旧体诗。当时人们写诗不是为了当诗人,也不是为了表达个人的闲情逸致。人们被抑制多年的思想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诗乃心声”,他们选择了诗歌,选择了格律体,作为表达心声的载体。天安门诗歌用千万人的行动说明了,旧体诗并没有过时,相反,人民认为它是表达自己心声的适宜形式。 1976 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了,媒体陆续发表了陶铸、胡风、聂绀弩等人的旧体诗,给人带来很大的感情冲击。天安门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也谱写了我国诗歌史的崭新篇章。此后,格律诗的复苏,就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新时期伊始,各地纷纷成立诗社。《诗刊》复刊后,在戚克家等同志的倡议下,每期开辟两页的版面专门刊登旧体诗。 1985 年,广东创办《当代诗词》。比它略早一些,三湘大地办起了《岳麓诗词》,胡耀邦同志亲自题写了刊名。它们都是专门刊登诗词的刊物。到 1987 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全国已经有了近百个诗杜,格律诗的刊物也有了好几家。

 

1987 年 10 月,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会上讲的:“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诗词组织,现在,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了。”早在 1983 年,肖华将军和甘肃省的一批同志就提出倡议,成立全国性的中华诗词协会。 1985 年中华诗词学会筹备组在京成立,向全国发出《筹建中华诗词学会倡议书》。在 1987 年的成立大会上,文艺领导部门负责同志明确阐述了新诗和格律诗同荣并茂的重要方针。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宜部副部长贺敬之在给大会的贺信中说:“在我们大力提倡和发展新体诗的同时,应当支持并开展对古典诗词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用古典诗体和词体反映新内容的创作工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诗歌艺术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促进诗歌百花齐放的重要一环,因而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诗词界在党的关怀下,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

 

1. 为恢复和确立诗词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应有地位而呼号呐喊,进行了大量深人细致的说理工作。到了世纪之交,诗词界提出“三入”(入史、入校、入奖),即文学史应当讲述现当代诗词;大中小学应有讲授现当代诗词和诗词格律的课程;国家级的文艺评奖应涵盖诗词佳作。这个主张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2. 为繁荣诗词创作、健全诗词组织、开展诗词培训和中小学诗词教育办实事。

 

目前,全国除了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诗词学会。许多地区不但有省级的诗词学会,专区、县甚至村镇也有自己的诗词学会。在县村诗词多数和书、画结合起来,会员们既写诗,也练书法、画画、写对联,对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净化当地的思想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前年,我们接到湖南宁乡寄来的一份材料,题目叫《诗词战胜了麻将》。讲他们那里开展诗词活动之后。把赌博的风气压下去了。宁乡的情况不是极个别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发现,越是基层,那里的领导往往越重视诗词。因为诗词具有悠久的历史,为群众所喜爱,开展诗词活动能够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在有些基层,诗词学会巳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老干部的重要桥梁。老同志退下来后,就去写诗、练书法。既能老有所乐,又能为社会作贡献。

 

比起前几年,目前诗词界的创作水平有一定的提高,被戏称为“老干部体”、“格律溜”的那种低水平之作少了,许多作者都能驾驭格律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悟。为引导创作向纵深发展,在去年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把提高创作质量、推出精品力作当作学会的首要任务提出来。今年 9 月,我们在山东召开学术研讨会,着重探讨“精品战略”问题,大家认为,诗词作者也要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样才能写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佳作。大家还认为,要加强诗词的评论和评选工作,这样才能使佳作不被江洋大海般的新作所淹没,能够脱颖而出。现在,诗词界不但有一批成创卓著、为诗词界所公认的老诗人,中青年中也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作者。中年人如云南的王亚平、新疆的星汉、江苏的钟振振、北京的赵京战、四川的蔡淑萍……青年人如陕西的魏新河、北京的尽心、董澎、江苏的李静凤……可以说,我们有了不同年龄段的创作梯队。但精品力作,特别是富有时代大气的振聋发聩之作,仍然很少。大约现在生活比较平静,难以出现毛泽东、鲁迅、陈毅那样浩气逼人之诗。我们今后将在推出精品力作上进一步努力,希望得到诗歌界各方同仁的鼎力支持。

 

(三〕新诗和格律诗不是互相排斥、你进我退的对立关系,应当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促进

 

21 世纪是新诗取代格律诗,在诗歌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世纪。现在,新诗充当诗歌王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1 世纪将是新诗和格律诗联起手来的世纪,是新诗和格律诗比翼双飞、同荣并茂的世纪。

 

一个长期困扰人的问题——文言文问题。在当今一般人已经不拿文言文作为交际工具了,为什么格律诗还保留着文言文的若干特征?我以为,不能把格律诗和文言文等同起来,古代民歌是口语的诗化,不是书面语言。文人诗中有一些离口语很远,但也有不少明白如话。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当代格律诗和文言文的联系比较密切,但也不能说,它用的统统是文言文。毛泽东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都是很口语化的。清末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这是很正确的。当时的不少诗歌离口语越来越远用典太多,追求古奥生辟,这是一大弊端。“我手写我口”,意味着诗的语言应当生活化、口语化。但把它绝对化,就会产生另一种弊端。诗要明白晓畅,也要含蓄隽永。诗的语言不等于自然状态的口语,它应当比口语更凝练、更简约。古人讲锤字炼句,道理就在这里。“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这样只能写出顺口溜,甚至连顺口溜都不如。正因为如此,格律诗很注重从文言文中吸取养料,因为文言是以简约著称的。当代格律诗,当代戏曲、歌词都大量从文言文中吸收营养。“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京剧《智取威虎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京剧《沙家洪》),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要求写诗完全像说话一样,这就把艺术和生活混淆起来。不仅格律诗新诗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口语。为什么有些新诗被人说成分行的散文?韵律问题,是原因之一;语言提练得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新诗和格律诗在形式上差异很大,正因为如此,它们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人们会问,既然新旧体都有长处和短处,今后会不会出现一种融新旧体之优长于一身,弃新旧体之不足于门外的最“完美无缺”的新诗体?是的,新旧体诗作为文体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很明显的。新诗很自由,接近口语,易学,易懂,能够很方便地容纳各种各样的内容;但不够凝练、比较散漫、缺乏形式美、难记难诵。格律诗凝练、概括力强、琅琅上口、易诵易传;缺点是艺术规范太严格,语言和口语有距离,不易掌握,不易普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既有长处,又有短处的。想创造一种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诗体是不可能的。新诗诞生以来,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模式提出种种建议。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想改进新诗的人,总嫌它太自由无度,总想给新诗这匹奔马安上笼头,套上鞍子,设定种种行为规范。想改进格律诗的人总觉得这种诗体限制太多要给它松绑。我以为,新诗和旧体诗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它们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行艺术革新,但它们无须在文体上互相靠拢。为了取得各自的发展空间,它们应当努力弘扬自己的长处。自由诗如果没有必要的自由度,就不叫自由体,格律诗如果不讲押韵、平仄、对仗等等,也不能称为格律诗。让自由诗格律化,格律诗自由化,只能泯灭各自的特色。最近,山西诗家李玉臻写了一首诗,新体和旧体交错着使用,一段格律体,一段新体,结合得很自然。即使有了李玉臻这样融新旧体于一炉的诗章,它也只能是诗歌百花中的一个品种。我们的诗歌不能只有一种诗体。诗要繁荣,就要百花齐放,新体和旧体都要放。没有竞争,没有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上的多姿多彩,就不会出现诗歌的真正繁荣。

 

我们观察近一百多年来的诗词创作就会发现,那些只懂旧体诗,只懂国学的人,也有诗词写得好的,但往往走不出文人的小圈子,难以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倒是一些具有旧学功底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学家,给人留下一批饱蘸时代风云的扛鼎之作。像秋瑾、鲁迅、毛泽东、陈毅、赵朴初、聂绀弩、减克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眼界开阔,有着不平凡的人生阅历和文化积淀。诗词作者要想成大器,就不能把自己关在诗词的小天地里。他应当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东西,包括向新诗学习新诗界的朋友们学习格律诗,这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诗人,不管写旧诗还是写新诗的,大约在孩提的时候都接触过古典诗歌。谁没读过屈原,谁没背诵过李白、杜甫!老一辈的新诗人,除了艾青以外,大约都写过旧体诗。减克家生前称自己是“两面派”(既有新诗的一面,也有格律诗的一面)。他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已成为人皆能诵的名句。不久前几家单位给有突出成就的老年人颁奖,奖项的名称就叫“自奋蹄奖”。北岛号称中国现代派诗歌和朦胧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回答》却有这样的句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句不是工整的对子,但“卑鄙”和“高尚”、“通行证”和“墓志铭”,确有点对仗的味道。是有意为之还是不经意写出来的?旁观者无法判断。总之,这样的诗句和古典诗词是有内在联系的。我斗胆在这里提个建议:我们的新诗人不妨学点诗词格律。对于一般读者来讲,能够读懂、鉴赏古典诗歌,这就够了。对于诗歌作者来讲,不懂诗词格律就难以充分领略古典诗词在艺术技巧上的奥妙。我还要提个建议:我们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不妨给自己增加一点课程,在研究新诗研究古代和外国诗歌的同时,把当代诗词也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诗词已经是当代诗歌的重要方面军,不顾及到它,就难以画出当代诗国的完整版图。

 

繁荣诗歌事业有好多问题要解决。其中有一条,新诗工作者和诗词工作者应当联起手来,共同肩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诗的优劣高低不决定于文体。只要有真挚的感情,积极的思想,美好的意象,不论新体旧体,都是好诗。这次诗歌节既请了新体诗人,也请了旧体诗人,大家共坐一堂,互相切磋。这是个好兆头。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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